高則誠《琵琶記》一問世即獲好評，被譽為“詞曲之祖”。徐渭《南詞敘錄》稱其“用清麗之詞，一洗作者之陋，於是村坊小伎，進與古法部相參，卓乎不可及已”；呂天成《曲品》稱其“功同倉頡之造字”，“可師，不法，而不可及”。明太祖朱元璋還贊其為“如山珍海錯，富貴家不可無”。但同時又是一部充滿“詭異”的奇書，正如鄭振鐸在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“戲文的進展”章所說：“為了《琵琶記》已成了一部偉大的古典劇，故詭異的傳說便紛紛而出。” 包括作者、時代、版本、祖本與創新等，均有過種種猜疑。為此，鄭振鐸作了如下一一解答。

一、作者之謎

關於《琵琶記》的作者，自明常州蔣仲舒《堯山堂外紀》稱“高拭，字則成，作《琵琶記》者”雲雲之後，便有人懷疑《琵琶記》的作者非高明，而是高拭。如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即引蔣氏《外紀》之說，並雲：“涵虛子曲譜，有高拭而無高明，蔣氏或有所據，俟再考。”王元美《藝苑卮言》(見焦循《劇說》)也說：“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”。鄭振鐸的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則在王國維《曲錄》基礎上，作進一步辯正說：

或以為《琵琶記》系高拭作，非高明；拭亦字則誠。然拭雖自有其人，亦作曲(見《太和正音譜》)，卻並非作《琵琶記》者。明姚福《青溪暇筆》：“元末，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櫟社，以詞曲自娛。見劉後村有‘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材聽唱蔡中郎’之句，因編《琵琶記》，用雪伯喈之恥。”姚說頗是。則誠的《琵琶記》，蓋以糾正民間盛行的宣揚不忠不孝蔡伯喈的《趙貞女蔡二郎》之誣的。

可見，“高拭”有兩人，且都是曲家，其中作《琵琶記》的高拭，即高明，字則誠，瑞安人。另一位曲家高拭，不知其字，僅見明朱權《太和正音譜》卷上。經鄭先生這一考證，高拭、高明之爭終於告結。

二、時代之謎

關於《琵琶記》寫作時代，向有“元末”與“明初”兩說，曾爭論不休。“元末”亦有兩說，或認為作於高則誠寓居櫟社之後，或以為是明太祖召高則誠之前，王國維《宋元戲曲考》取前說，鄭振鐸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則持後說。他說：

則誠著《琵琶記》的時代，當在元末，不在明初。據姚福《青溪暇筆》所載，則則誠之作《琵琶記》，在避地於鄞之櫟社以後，當是至正十年公元一三五○年以後的事。但姚說或未可信。朱元璋召則誠時，他辭以老邁，則《琵琶》之作或當在至正初元以前。

關於“朱元璋召則誠”，見《留青日劄》：“高皇帝微時，嘗奇此戲，及登極，召則誠，以疾辭。”既然朱元璋微時已看過《琵琶記》，鄭先生稱此記作於“至正初元以前”當是有可能的。

三、版本之謎

關於《琵琶記》版本，向有元本、明本之爭。常見自號“元本”的有《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》《重訂元本評林點板琵琶記》《元本南琵琶記》《元本大板釋義全像音釋琵琶記》《三先生合評元本琵琶記》五種。此外，玩虎軒刊本，亦稱“元本琵琶記”；淩濛初朱墨本亦自雲“元本”。經近年學界考證，其中沒有一本是元刊本，均系出版商為招攬生意而“作偽”的本子。正如孫崇濤先生在《古本琵琶記匯編》前言所說：“‘元’通‘原’，所謂‘元(原)本’，實非《琵琶記》‘原刊本’，更非‘元代刊本’。這一點常被前人誤解涵義廣泛使用，必須予以澄清。”然而，最早辯正其真偽的又不得不推鄭振鐸。他早年所寫《元刊本琵琶記》一文，即對武進董氏珂羅刊本《琵琶記》的“作偽”作了徹底的披露：其時，自稱“元刊”《琵琶記》已由武進董氏用珂羅版印行，全書二冊，大類元刊的本相，卷首附有插圖十幅，筆致瀟灑，鏤刻精工，甚似明代萬歷以後的作品，鄭先生一看便懷疑，只是不知這些圖是否即為原刊本所有。他的一位友人卻斷定為元物，說明代的傳奇插圖，如所稱為陳眉公、李卓吾批評的幾種，都沒有那麼生動可愛，像這一類的插圖，當然不是明代所會有的，於是一口咬定這些插圖絕非明物。後來，鄭先生見到了明末淩濛初氏所刊《幽閨記》，其插圖的調子與董印的《琵琶記》插圖十分相同，即圖幅邊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題詞，其筆法也是相類的，便猛省道：“也許元刊《琵琶記》的插圖也是淩氏的《琵琶記》上的吧？”過了一年他見到了一部淩氏刻本的《琵琶記》，其所附的插圖，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。他將這圖示給他的那位朋友，終於令其啞然無言。鄭先生感慨道：

這樣的印書，似不大誠實，且實在足以誤人。見聞不廣的人，往往會將二代的刊物合而為一。……我很希望現在刻印古書的人，要以誠實為第一個前提。即拿《琵琶記》來說吧，最好是照原本樣子，不插圖。如必須插圖，也要慎重的聲明，這些圖非原本所有，而系借自某種刊本的。不然，欺人誤己，絕非刻印古書的道德上所允許的。

鄭先生後來又在《重刊河間長君校本琵琶記》一文中重申：“武進某氏影印之琵琶記，號為元刊本，與《荊釵》為雙璧，均傳奇最古刊本。原本曾藏士禮居，後歸暖紅室。今則在適園。然實亦嘉靖間刊本，非元本也。”

四、祖本之謎

關於祖本與創新，鄭先生的論述是最精彩不過的。他認為《琵琶記》的祖本雖然是早期南戲《趙貞女蔡二郎》，卻並沒有完全照原本路子寫，而是一方面“並不曾棄卻民間的渾樸質實”，而另一面“並具有詩人們本身所特長的鑄辭造語的雋美”。他在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“戲文的進展”章說：

自則誠著的“蔡伯喈”出，而古本遂隱沒不傳。為什麼這樣的一個登第別娶的傳說，會附會於漢末蔡邕的身上去，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。民間的英雄與傳說中的人物往往都是支離、荒誕不經的。伯喈的傳說，可以說是其最無因、最不經的。則誠雖將伯喈超脫了雷劫，洗刷了不忠不孝之名，然對於這個傳說的全部仍然不能抹煞。《琵琶記》的情節，似乎仍有一大部分是舊有的，特別是描寫趙五娘辛苦持家，賣發造墓，背琵琶上京哀求夫的許多情節，因為這是不必要改作的。所以我們在《琵琶記》中，至少還可以看見《趙貞女蔡二郎》的一部分的影子。而則誠的此記，便是經像則誠那樣的文人學士或詩人修正過了的“伯喈戲文”，正是戲文中的黃金時代的作品的好例，一面並不曾棄卻民間的渾樸質實的風格，一面並具有詩人們本身所特長的鑄辭造語的雋美，與乎想象、描寫的深入與真切。因此，《琵琶記》便成了戲文中第一部偉大不朽的著作。

這是以哲學家的敏感、散文家的筆觸，揭開了六百年前高則誠隱藏在他的千古不朽之作《琵琶記》中的前人未解之謎，至今讀之，依然令人茅塞頓開，耳目一新!（徐宏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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